仰望二十世纪的学术星空，人们会很容易发现王国维这颗集哲学、经学、史学、戏曲学、甲骨学、敦煌学等研究于一身的学术巨星。作为从旧王朝中走出的“新民”，王国维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烽火洗礼以后却戏剧性地成了新民国里的“遗民”。在他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有一段名言指出，王的殉道与成仁，追求的是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的一人一事；道光以后，赤县神州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经济制度的新变，使得纲纪已无所依凭，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的殉道与成仁为的是维护纲纪，死是“文化托命”的表现。从中国文化精神的守望与学术思想的承继角度来说，王国维也确实堪称一位典型的“文化遗民”。
　　其实，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王国维，虽然也感受到新时代西风东渐的影响，但传统的君臣纲纪思想一直左右着他的一生。据蒋息岑先生回忆，1904年左右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的王国维，“讲授修身、伦理，出入于封建名教纲常之领域”（钱剑平《一代学人王国维》第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912年流亡到日本的王国维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其中有“庙堂已见纲纪弛，城阙还看士风变”、“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之句，他对纲纪、忠节的呼唤和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历历可见。1923年，张勋病卒，王国维替溥仪起草碑文。他从忠武、节义的角度感慨地指出：“此运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义之至乃无所为而为，虽质文有殊尚之时，而名节无或刊之日。”（雪林《王国维及其＜谕张勋碑文＞》，《文教资料》1999年3期）成书于1924年的《论政学疏》是王氏少有的一篇政论文章，其主题是从中西学术的发展和相互影响的角度阐明自己的见解，意在扬中抑西，“原西学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而中国此十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转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280—28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虽说敦守君臣纲纪不是遗民的专利，但是借它来表情抒怀、寄托理想则是遗民常用的手段。王国维对中国古代的君臣纲纪等思想，不仅流露出向往与坚守之情，而且有以它振衰救弊的决心。作为“文化遗民”，王国维看中的正是“道”、“节义”、“纲纪”等文化观念体现出的精神价值、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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