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很重视翻译中国的经典，一方面是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文化，一方面是作为自己学习中文的工具。中国古代经典自然以五经最为重要，五经指的是《易经》、《诗经》、《书经》、《礼记》与《春秋》，对新来乍到的西洋人来说，都是不易理解、难于翻译的作品。好在北宋时期将《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中的两篇，即《大学》与《中庸》提升为儒家重要经典，合称四书，到了南宋，又得到朱熹的大力提倡，于是学庸语孟的地位渐渐超过五经，成为芸芸士子必须烂熟于胸的经典。明代以后，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第一场，就是代圣贤立言，用八股文来阐发四书中某一句话的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自然要以翻译四书为最要紧的作业了。四书当中，只有《中庸》稍难，《论语》与《孟子》里头有许多句子近乎口头语言，容易学习理解。《大学》很短，又有反复排比的句子，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种词句易于记诵，翻译起来难度也较小。

1593年，第一个来华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在欧洲出版了《大学》的片断翻译，这是四书首次被译成欧洲语言。70年后，即1662年，在江西的建昌出现了拉丁文的《大学》全部及《论语》的部分译本，冠以Sapientia Sinica的书名，意为“中国的智慧”。

1667－1669年，《中庸》的中文－拉丁文对照译本完成，取名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该译本是一项集体劳动的产物，主译者署名殷铎泽，另有16人作为监督人与评阅人列名其上，他们的国籍包括意大利、葡萄牙、法国与奥地利。有趣的是该书一半在广州印刷，另一半则于两年后印于印度果阿。再过20年，即1687年，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在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的编辑下出版于巴黎，该书虽只有《大学》、《中庸》与《论语》的译本，但中文书名却为《西文四书直解》。

四书的全译最终由另一位比利时人卫方济完成，1711年在布拉格出版。卫氏译本的内容不只是四书，还包括《孝经》与朱熹的《小学》，故取名为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sex，即中国六经。从罗明坚开始到此，四书的西译走了120年的路程。